中科大型白癜风公益援助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636741.html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中医防治的观察与思考人类自诞生伊始，就一直在借助于自然和人为的力量而得以不断进步、成长的同时，又常常波动在自然和人为力量的毁灭性威胁边缘。疾病（尤其是瘟疫）作为令人恐惧的“恶魔”之一，既不间断、无情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又反促人们聚集强大智慧与勇气而与之不息地抗争，随即催生了医学及其不断进步与发展。作为具有数千年医疗经验积累和中华优秀文化支撑的中医学，不仅在过去已经高效地保障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与繁衍，而且在与现代医学及世界各国的传统医学一道护卫生命的新时代实践中，依然展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因如此，在面对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侵害时，我们便有必要通过对既有状况的观察与思考，再来认真探讨一下以中医为主的综合应对思路与方法，以期为未病者防护和已病者救治提供一些可行方案，为管理者制订安邦定国之策提供一点参考依据，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提供一臂有益支助。一、古今抗疫史象回顾与反思我国先圣们在前仆后继地探索总结疾病诊疗规律的过程中，很早就发现，在纷繁多样的疾病之中，有一类疾病，具有明显、强烈的传染性和破坏性，便把它称之为“瘟疫”，“瘟”者，示其发病症状多以发热为特征；“疫”者,有如朝廷派遣徭役，家家户户皆有，概莫能免。考稽古典，早在殷墟甲骨文里，就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的痕迹，《尚书》、《山海经》、《左传》则有“疠”的出现，《汉书·平帝纪》记载更进一步:“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最精辟者，当推《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明代大医吴又可先生则述其因为“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从古至今，全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系列瘟疫传播。比如在公元年时，雅典曾因发生大瘟疫而致几乎一半的人死亡；公元14世纪时，欧洲就在短短的十年里，有超过万人死于“黑死病”，而因之所致的经济社会萧条则延续了数百年；年出现并随后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曾造成了全球数千万人患病死亡，并间接导致“一战”提前中止；年,南撒哈拉非洲国家发生过一次历史上最大的流脑流行,报道病例数达18万以上,死亡多人。在我国，最早可以看到夏商周时的瘟疫发生记载，另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可知，从西汉到清末，至少发生过次大型瘟疫，但却从未发生过类似欧洲黑死病、鼠疫、大流感那样的大悲剧，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有中医药的保护。而西方在19世纪之前，其最基本的诊疗方式，就是放血、祷告、巫术，即使权高位重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也是因为过度放血而身亡，可见其当时西方的医学水平落后到何种程度。关于当代的“瘟疫”防治，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几年里，曾去本地医疗机构注射疫苗，至于亲临传染病发作之际的防治，第一次是年亲尝了家乡合作医疗站医护人员用大锅熬制的板蓝根加贯众汤，据说是用以防治“流感”、“流脑”的。之后，我也曾多次从中国古代名医的历史故事中，得知中医自古就有用大锅熬制中药，免费让公众服用，大范围地防治瘟疫的办法。直到年，我参与了全国性的抗击"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活动，亲自见证了一些人在服用专家拟制的中药“通用方”之后，有个别人意外地治好了以前不曾治愈的顽疾，但也有不少人则是原本无病，却因滥服反而生病，教训不可谓不沉痛！之后，随着“禽流感”发生，出于科普和履行职责的目的，当时我曾结合过去的学习与思考，写作了《关于流感防治的学术思路》一文，并在一些场合做过讲座。未曾料想，时至近期，一场"新冠肺炎"又逞愈演愈烈之势，广大民众渴望得到防治良方，有的专家、有些媒体乃至有的部门再度投其所好，不时地推出新的“通用方”，甚至有号称一方通治者，前不久发生的双黄连抢购事件，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当前瘟疫防治的心理迫切和迷惘，也折射了学术界基本思路的模糊。联想到近几十年来的所遇，有些人虽然是从小就注射了麻疹、肝炎、流感等疫苗，但后来还是有所发生，只不过是发作程度轻一点，最明显的是有不少人口服了来自权威机构研制的抗结核系列西药，有的人确实病情好转、痊愈了，而另有的人则是反而加重了恶心、胃痛、腹泻、乏力等症，二者表象是有所异，实质却全然相同；再来静心温习中医经典和前贤之训，反复仔细地学习研究古今中外有关传染病防治历史和当下新型病种的全方位知识，继而进行过诸多思考之后，我终于进入了深度的醒悟：1、《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有曰：“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亦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里的“虚”，既可包括人体的阴阳气血亏虚，更应解作因为局部的脏腑经络失调而出现的防御错乱（过实而虚），准确地说，就是“阴阳失调”。所以《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则强调:一切治疗都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把这些经典警句连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一切病邪之所以能侵入人体，关键还是人体正气的防御机能出了问题，而有效纠正的精准原则，便是调理人体阴阳平衡，即使是发病特殊的瘟疫病，其实质亦不过如此，这就精辟地揭示了人体正气虚实、阴阳平秘的决定性作用，为每位参与者有效抗击传染病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法宝和战之必胜的勇气。2、无论中西医，以不变常方应对有变病邪本不符合辨证法原理，而不辨其体质、不细究其当下的具体状况就孟浪用治，更是违反中医学辨证论治基本原理的错误之举！通观从过去的“非典”到当下的“新冠肺炎”全国乃至全球的防治，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医学的防护与检测优势与治疗窘境，同时也一再地验证了中医学的预防和救治优势，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既不能自认无能，又不能背离辨证论治原则，教条地以某一个或二三个处方、一锅苦汤包打天下，而应该是以共性化与个性化相结合、预防与救治相统一、全程综合考量为总原则，以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思想为指引，以当代中医泰斗王琦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对《黄帝内经·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等经典论述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量临床实践，最终主持制订的简约化的中医体质标准以及相关学说为基础，以当时、当地人群病理规律为依据，有序、有效地开展防治工作。同道若能明晓此理，无论是新冠肺炎，还是其他任何的传染病防治，应该说都不会有方向之虞。二、预防性治疗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如前所述，中医学对于人体健康或者说是不被外邪侵害的基本条件认识，一是正气充足，二是阴阳平秘。《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则更加明确地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关于此文的具体含义，我们还可分解为二：一指正常（健康）状态人或强壮体质人的理论指标就是阴平阳秘；二指人体内阴阳气血失常时，所有调理方法的最终目标就是阴平阳秘。反之，如果阴阳失和，人体就进入了病态，或者说调理方法不能达到这个指标时，就是误治、失治；倘若到了阴阳离决状态，那就面临着死亡或是救治的全面失败。生活中常见这样的事情:有人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吃了火锅，却唯独自己第二天脸上长了疱。夏天吹电风扇，有人喜欢开大，有人则惧之如虎。同样是进饮食，有人吃了一点儿冰箱里的食物就腹泻，有人则即使多吃也一切如常；在瘟疫流行过程中，也存在着有的人（甚至家庭）受了感染随即发病，乃至因之而丧生，但也有人虽然感染了病毒，自己却毫发无损，或者是别人竟然因为与之接触而发病甚至危亡，在本次新冠肺炎暴发流行以来，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来自武汉的重要报道：同处一种环境，但却不都发病，有一家族，其本人及其父亲、小姑、小姨4人都因受感染而发病，但其老母亲一人却始终健康，并在家承担着为每个发病的亲人实施治疗护理和生活料理职责。其因为何?相关原由可能会有饮食、起居、情志、周围环境等多种，但最重要的则是体质差异。体质现象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明·吴又可《瘟疫论》中曾有举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省略句则为“正气强者便不病”，此又进一步精辟地说明人体正气在防治疫病中的关键作用，和应用恰当方法回避病邪攻击、保护正气不受伤害的重要性，提示人们确须高度重视通过对病邪的回避和对自己的强身来实现对正气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当普通人群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威胁时，自当认真学习继承古今中医学相关的有效经验，结合现代预防医学及传染病学知识，尽早进行积极有效的综合防御。主要方法有：（一）共性化预防1、传染病源隔离；2、可疑人隔离；3、普通人的有效防护：例如随时洗手、佩戴口罩、戴防护镜、穿防护衣等，特别提示：按照中国传统防疫习惯，佩戴香囊（例方1：藿香、丁香、木香、羌活、白芷、柴胡、菖蒲、苍术、细辛、雄黄各3克；例方2：冰片、樟脑各3克，高良姜15克，桂皮30克；例方3：山奈、雄黄各10克，樟脑3克，丁香50克。以上各方药分别共研细末，装入小药袋，佩戴胸前，时时嗅闻。）4、未病、已病期间的生活（饮食、起居、情志、室内温湿度及色调等）调摄；5、环境消毒、改善、治理（特别提示：自古有燃烧艾叶、苍术等药，熏烟驱邪之习）；6、相关的传染病知识宣传普及；7、相关的社会管理进步；8、其它（包括不同疫病的特殊防护与基本治疗方案等）。限于篇幅，兹不赘述。王岐山同志在年“非典”肆虐时期就任北京市市长后，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面对面”记者采访时曾说:“我来为你们（注：指社会公众）创造环境，你们却要搞好自己的生活”，这就生动地说明了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分工负责、密切合作、相得益彰的重要关系，今天再来温习，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个性化预防——根据体质选取不同方法鉴于人体发病的基本病机，都在于体质基础上的阴阳偏盛偏衰与一定时间的外（或内）在病因相合，所以，我们的基本预防切入点，也就应该是引导接受预防者根据中华中医药学会年发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首先确定自己的体质类型，然后结合诸多专家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拟定适合自身的预防保健方案，亦所谓“量体裁衣”。为了帮助公众做好有效防御，兹特推荐以下防治参考方案：（具体对照体质选用预防措施另见《病毒性肺炎综合防治的思路与方法》）当然，九种体质只是一个人体认识的模板，或称之为体质的“基因”，并不能囊括所有人的禀赋实际。在现实当中，一个人的实际体质，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也许可以兼有其中的二、三种（例如阴阳两虚、阳气两虚、气阴两虚兼痰湿等），故而每个人在制定自己的防护方案时，首先应对照以上标准确定自己的体质，然后选用适合自己的保健处方。在具体的治疗与养生护理上，也就一定要灵活辨证，因证而施，或是多法结合（例如阴虚体质与阳虚体质的防治方法相互兼容各取其半），此中切忌死板教条。例如，有人在问到自己能不能进食大蒜、辛辣时，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回答“可以”或是“不可以”，而是要在对照确定自己的体质类型后，再来作出判定，如像阳虚、痰湿体质者，就当放心食用，而对于阴虚、湿热体质者而言，却又属于慎用乃至禁忌范围了，尤需特别提醒的是，最忌乱用黄芪之类的蛮补！另外，由于体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活地域条件的影响，故而每个人在确定自己的体质类型之后，还须参考当地的自然地貌（包括建筑状况）、气温、湿度、风力以及民风习俗等，特别是当地目下流行疫气的特点（例如：湖北省位居长江中游，加遇冬天寒冷，疫气性质极易合为寒湿为主；而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地气多燥，虽是同在冬季，而其疫气性质就可能以寒燥为主；同样，若在广东、海南，就很可能是湿热为主了），综合各方面因素，最后确定适宜的防治方案。若能如此，我们的预防治疗当会有良好的效果。三、临床救治的思路与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公众往往把中医称之为“慢郎中”，我们的一些中医人，也是自认“擅长常见、慢性疑难杂病防治和养生保健……”，这种话语有时还泛起在政府的有些公文里，更多见的是自年抗击“非典”之后，中医一直被阻挡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门外边。这样究竟是否属实、公允？如果不析明这一答案，中医就永远是一只脚都踏不进传染病攻坚战的队伍里，当然要谈“振兴、发展”，也就只能是一种痴心妄想了。笔者从年起，就已把视焦瞄向了中医急重症救治的历史考察和现代验证，无论从经典著作还是随后的诸多典籍记载，大量的证据都表明，中医对于急重症救治，如同对普通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一样，都具有丰富多彩的方法及比较理想的疗效，至于因为多种原因所致的手术落后、医疗设备应用不足等，并不能代表主流，更不能以之覆盖全部，尤其是在应对十分特殊的瘟疫流行方面，中医学不仅有如前所述的精彩战略指导，同样也有很多令人叫绝的救治技艺，而且他们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病论》、《瘟疫论》、《温病条辨等》乃至近代的诸多续篇，居然都是一脉相承，甚至在应对变幻多端的不同病种瘟疫时，都是一样地有效。回想年“乙脑”暴发，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以既有的温病辨证理论为指导，用98个处方救治了例患者，无一例死亡；年“非典”流行时，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带领他的团队，依然以既有的温病辨证理论为指导，收治了58例病人，创造了全部治愈、没有病人转院、没有病人死亡、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的“三个零”奇迹，类此者还有很多。这难道不是中医学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吗？尤其是在与西医学的一种方法、一种药物只是对一种传染病有效相比时，那不更显得它是一种世界奇迹吗？所以在参与应对上，我们首先必须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在面对瘟疫病时，无论何人，第一个下意识的问题，就是它由什么病因所致？对于本次武汉（湖北）肺炎，现代医学在前期通过病理检验，已经认定是“新型冠状病毒”所致（之所以要冠以“新型”二字，缘在于与年的“冠状病毒”相似而稍异），它具有传染性强、潜伏期长、多靶点攻击（初始在肺，随后可波及肝肾脑等多个脏器）的特点。但在冬季已过、春季来临的时节，结合世界其他国家的既有情况报道，是否需要考虑病毒会否变异？其中是否有流感病毒的存在或替代？在中医而言，大家立足于湖北地区紧依长江、冬季大雾、民众好食蝙蝠等野生动物的习俗，公认为是“湿毒疫”致病，国医大师熊继柏则定义为“温热浊毒”，这与以“肺炎一号”为代表的广东等江南地区相一致，而从陕西方案临床证治以“寒湿束表”开头，甘肃方案临床证治以“温邪犯肺”开头、推荐处方为麻杏苡甘汤加味或羌活胜湿汤加减，可知西北地区病邪性质为寒湿偏重，新近先后由方邦江、齐文升等编著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控手册》将之整合为“湿、毒、瘀、闭”，王琦、张伯礼等编著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中医诊疗手册》更将之归结为“湿、热、毒、虚、瘀”，可见，由于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一病之下，病因病机却是多样的，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这些真知灼见，无不来自于开创带着护目镜望诊、隔着防护手套切脉先河，凭着仁爱精诚之心坚守患者身旁的一线同道们，在这里，我们理该为他们点赞、致谢！病因既明，重点就是论治了。从现代医学而言，杀灭病毒就是毫不含糊的中心任务，问题是拿什么杀？能杀得了吗？从现有的事实看，几无理想药物和方法可用，即使既有的拿手药（例如免疫制剂、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等等），都是在以一例例鲜活生命的消失而反证其勉强和无奈，年“非典”时侥幸获救却又生不如死的患者，更在不停地倾诉着超剂量激素的深重罪孽，唯一的救命稻草，只剩下新疫苗横空出世了，关键是这个间期需要多长？如果干等，有多少人的生命能等待到那一天？新型疫苗在进入人体后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反应，最终是否一定会出现像预想的那样的疗效？前期有效疫苗投入使用后，病毒会不会又发生了变异？……，在这些问题面前，现代医学所谓的“科学”、“先进”、“快速”、“高效”等等，全然变得苍白无力了。在过去，一些人总是习惯用西方文化的视角，对中医、中国文化、甚至对中国的政体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而当像新冠肺炎这样惨酷无情的瘟疫来临时，它却又像一位十分威严的评价师一样，对中西医乃至中西方文化给出了一个公正的评判，足以使人们重新矫正失误已久的是非理念。相反，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古老的中医疗法在此却是依然有效，甚至是游刃有余。中医如何解释呢？就病因而言，他不象现代医学那样——完全陌生、从未谋面，而是“似曾相识”、并不陌生。但在治疗机理的阐述上，有一种流行说法：中医并不在于杀灭病毒，而只在于通过增强人体正气，使得病邪无法伤害人体，人与病毒可以并存。若如此说，经中医治疗过的人，岂不都成了一时间不会发病的病毒携带者？既有病毒携带，倘若人体阴阳气血受某种因素影响而失调时，会否复发？怎么能确保不会传染别人？以我之见，由外传入的病毒与原生于体内的肿瘤细胞不可同日而语，中医对于病毒致病的基本治疗机理，应该是使人体正气得到了有序调动和整合，从而一方面是改变原有环境，使得该病毒逐渐丧失生存、作祟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三维性正力，从而将该病毒逐步围而歼之，并排出体外，之后保留于体内的只是抗体，而不是病毒，大家绝不能牵强地用“带瘤生存”的机理去比拟理解。这一观点，还可从吴又可《瘟疫论》所述“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大凡客邪贵乎早逐”、“邪不去则病不愈”、“有邪必逐，除寇务尽”等精辟论述中得到印证。关于新冠肺炎的救治，主体框架应该在外感病范畴。遥想当年仲景先圣曾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尤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气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为《伤寒杂病论》”。由此可知，其所言“伤寒”即是典型的瘟疫，这也是一部伟大巨著诞生的直接原因之一。该书传至宋代，经林亿等人校编，遂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后人又称前者为“我国第一部外感热病学专著”、“方书之祖”，再奉为“四大经典”之二，随之，它的适用范围便从瘟疫一病扩大到了所有外感病种。这一衍化，也完全符合《黄帝内经素问·热论》“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的精神；目前的诊疗实践，也已证明了它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因此，无论比辨病辨证论治法则（尤其是八纲、六经辨证纲领），还是论选方用药施治护理，《伤寒论》都是当前必当尊奉的首部宝典。纵观全国各地的中医救治实况，中药口服是为主流，究其用方，有偏重仲景方者，有偏重温病方者，有兼而取之者，也有重用时方者，然而，无论有何侧重，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中医外感病学的主线，及其间伴随着的内伤杂病学发展成就，这些“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无疑都对此次抗疫发挥着巨大的支撑作用，国家的总体抗疫战略由以中医为配角转变到中医为主导，实质上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中医学的先进性及其疗法的显著疗效。但是，当前的盛况并不能说明中医学的能力已经得到尽然的展示，其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学术上的亟待完善提高之处：1、“寒温统一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可忽视中医温病学派从唐宋元明代孕育，至清代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三焦辨证”创立为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一改既往以温燥方药治疗热病的弊病，使外感病的防治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延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中医学院赵绍琴教授著作《温热经纬》，提出把卫气营血辨证纲领与三焦辨证纲领合二为一，江西中医学院万友生教授则进一步提出把伤寒六经辨证纲领与卫气营血辨证纲领、三焦辨证纲领统归于八纲辨证纲领之下，进而推出了著名的“寒温统一论”，在这杆旗帜下，古今外感病学派的成就即可得到大融合，对于临床证治具有更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救治，这一理论尤其显得适宜、实用、大有用场，实当掀起学习研究应用高潮。2、中药服用切当完全恪守辨证论治宗旨“辨证论治”之辞正式首见于《伤寒论》，究其理义，一方面是指治疗大法，就是“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另一方面强调在护理上，就是“桂枝汤将息法”——“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复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其意是说：患者进服汤药后，就应该配合进服热稀粥之类的清淡温热饮食（切忌厚腻生冷等），如果病状经服一次药即解除，后面的药就可停服不用；如果病症尚在，就可隔2——4小时连服第二、三次，半天之内可把1剂药服完，1天24小时之内尚可进服2——3剂药，其中包括夜间也要按时服药。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尚有其每日服药4次自治中风偏瘫者；金元·李杲《东垣试效方》更有将普济消毒饮1剂共为细末，其中半剂以蜜和丸逐一在口中含化，半剂以温开水冲服的范例。纵观当今临床，如实贯彻前项者良多，例如今年的武汉肺炎，大家公认其基本病因是“湿毒”，存在寒化、热化的病理趋势，故而将清解湿毒列为一切预防与救治方案的基本原则之一，再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化湿、燥湿、利湿以及清热祛痰等的不同，因为证法合宜，故能少有失治者。但是问题在于能谨守后项者却系鲜见，憾在大多都是口喊辨证论治，实则大兴教条刻板、水不济火，若在生命垂危之际，还是每日1剂药分2次口服，真能见效者，理应谓之侥幸，实当认真反思！3、重视体质分类是提高救治疗效的重要参照“辨证论治”的第二大精髓，即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而“因人”的内涵之一，即在于强调患者体质类型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体现在根据患者的体质类型而实施预防，更着重在临证时的处治上，切勿忽视对其体质状况的了解和融入。例如：平素湿浊偏重者，就可考虑在藿香正气或三仁汤的基础上去加减；平素如果偏肺脾气虚，此时就应考虑用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之类去加减；平素如果是肾有虚、瘀，那么，以地黄汤加减去补肾养精活血化痰便应成为基本治疗思路之一……其余均可依次类推。尚需提醒的一点，还在于医者在对患者的自觉症状进行收集时，一定要严谨下笔，例如患者在自觉全身无力时，若有动则气怯（少），甚或心悸，即可用“乏力”描述，治则就应选用补气的方药；但若“身重如带五千钱”，胸闷体重，不愿挪动，或挪动吃力，就应该以“身体困重”来进行描述，施治选方无疑当以除湿为主了，二者有虚实本质的不同，此时若还是以“乏力”来描述，诚属误导，为医者不可不知。体质与当下的病状之间，前者为本，后者为标，临证只有共性与个性结合、主次有别、标本兼顾，才能避免“虚虚实实”误诊误治之弊，切实发挥既定的救治功效。4、治疗方法、途径多样化是实现既定治则的重要保证清·徐灵胎曾著有《用药如用兵论》，强调“多方以治之”，旨在阐明临证治疗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以治疗目的的完整落实为准则，现今用之于新冠肺炎救治，亦然十分恰当。纵观本次的中医抗疫行动，可以说初期由于主在探索摸底，故而从披露的信息来看，其整体诊治都比较拘谨，治法主要是口服汤剂；再看10天后的报道，则是不仅方便对症的中成药一一出列，品种多样、应用简捷、疗效显著、贮存方便的中药免煎颗粒剂和中药注射剂也开始大显身手，更有喜者，医院里，心理、健身功及舞蹈、饮食等也成为重要治疗方法，医院里还出现了用针刺舒调肺气、有效改善患者呼吸功能的信息，全国针灸学会也推出了相应的防治方案，“综合治疗”已然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相比之下，真正投入的中药注射剂品种明显偏少，鼻饲中药、直肠滴注、穴位贴敷等法的应用也是少见，其实，患者在病情危重期间，由于口鼻遮盖着氧气面罩，口服中药不便时，这类给药法实可独辟蹊径，为中医药疗效的更好发挥提供有力支撑；再譬如：肾康注射液本由黄芪、大黄、红花组成，听其药名在为治肾，殊不知其按照中医理论分析，则是功在补气化瘀通腑，用于新冠肺炎救治岂非一员猛将？举此一例，余当类推。5、辩证看待现代医学检测指标从年抗击“非典”，到本次新冠肺炎防治，重要特点是充分应用西医全程防护优势以保工作人员自身安全，全力开发现代仪器检测优势以利确诊，积极发挥中医药治疗优势以提高疗效，中西医的有机结合，大大减少了误诊率和副作用、治疗周期、后遗症，显著增进了有效率和痊愈率、康复水平，委实促进了新时期的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但从近期的报道来看，有极少数经以西医药为主治疗后核酸检测阴性的患者，出院不久又重新出现核酸检测阳性，也就是说面临再次感染或传染的风险。据分析，此系前期治疗时应用了大量抗生素和激素，硬性压低了特征性指标，其内在环境却尚未能得到彻底改善，患者依然处在机能低下或失调状态，精神、饮食、二便等要素都还处于低水平，一旦用药停止，特征性指标也就很容易反弹。其实，这种情况原本是长期存在于西医临床中的，只是在此时出现，直接关系到控制传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临证者不得不加倍注意。至于应对的办法，一是在早期治疗时就尽量少用或不用抗生素与激素，二是在既用之后及早介入中医药物和其它多种康复疗法，通过人体正气的迅速恢复，防治病毒因素的死灰复燃。临证者理应经常保持这种意识。6、建立整体的防护意识先贤叶天士之所以被后世推崇为中国温病学第一大家，首在于他通过杰作《外感温热篇》树起了温病学的重要构架。例如在病因传播途径方面，他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此之所谓“上”，大多学者都认为是指口鼻上窍，可是这次新冠肺炎的传播，有很多例证都显示，病毒有通过眼睛传播的可能，按部位而论，眼睛也在“上”的范围之中；另外，还有说从大小便中检出病原体者。所以，本次凡是进入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不但要穿着全身严实的防护服，而且新增了护目镜，实现了全身无一露外者。本人认为，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是否进入隔离病房，重视眼睛的常规护理和药物保护，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总之，当前的最优化决策，应该是尽可能最大化地客服一切偏见、短见，最快、最大努力地发掘应用眼前的一切有效措施，全力争取最快、最好的疗效。有哲人说：多种病源体对人类的侵扰任何时候都不会休止，我们决不能停留在某一时段，只针对某一种病，而是要考虑长期的应对、防护措施。……任何新问题在中医看来，都是旧问题的重新排列组合，这次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的理念与方法，同样也可用于今后其他病原体的防控。所以，不断加强对中医学的复习与深化，不断提高根据体质经常性地进行调节，维持阴阳平秘，实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能力，就应该是每个公民、尤其是中医学人的基本任务和神圣职责。以上所述，仅为个人的一孔之见，旨在抛砖引玉，如有不妥，敬请大家批评指正并及时完善！年1月31日第1版稿年2月6日第1次修订年2月28日第2次修订
作者简介
赵斌（·5·17----），男，汉族，甘肃成县人，中医内科主任医师。从１９７２年８月起，跟师、专业学习中医至今，在认真积累临床经验，擅长中医内外妇儿等全科诊疗的基础上，并先后实现了以“四大学说”(中医学物质理论体系、中风病辨证论治新体系、输液反应辨证论治体系、中医异物病因学说)和“四大疗法”(中医综合疗法、覆吸疗法、小剂量速治法、中医灌肠突击疗法)、2个创新专利（一种持续给药的握药套、一种持续给药的覆吸罩）为代表的系统学术创新。先后发表《浅论中国传统科学的物质体系》、《中风病辨证论治补要》等学术论文92篇；独著出版《杏林探幽》（24万字）、《报晓曲》（14·6万字）等书3部，合著出版《中国中医药最新研创大全》（万字）、《中华效方汇海》（52万字）、《医古文注译解析》（24万字）、《常见病的中医特色综合治疗》丛书（分17册，万字）等7部；另有《中风病辨证论治新体系的创建与应用》、《关于中医学物质体系的研究》等8项课题先后荣获省市县“科技进步奖”；并曾应省内外学术组织邀请，先后赴省内外进行学术讲座交流。
故此，曾先后13次荣获“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甘肃省名中医（第二批）”、“甘肃省优秀专家（第七批）”、“全省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甘肃省第四批及五级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陇南市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二批次）”、“陇南地区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等称号；并先后被选举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脑病学分会常委,甘肃省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甘肃省中医药文化专业委员会（首届）副秘书长，甘肃省中医内科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副主任委员，《甘肃中医》、《西部中医药》杂志编委会委员，陇南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政协陇南市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政协成县委员会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等职。其事迹曾先后被《中国中医药报》、甘肃《发展》杂志、《甘肃科技报》、《陇南报》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
编辑：杜鹏飞审核：赵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