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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还没准备好应对下一场瘟疫。
——比尔·盖茨
在介绍《传染病》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对于理解这部电影，以及理解“传染病”这个议题，都很有帮助。年，当60岁的比尔·盖茨推着一个绿色的大铁桶走上Ted讲台时，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只见他缓缓放下手推车，走到讲台的中心，开门见山地说道：
看到这，你是不是有种浑身冒冷汗的感觉？这就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被网友们惊呼为“神预言”的盖茨发表于年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将人类应对流感病毒无系统、无人员、无方法、无工具等现状称为“全球性的失败”（globalfailure）。
盖茨还捎带手讽刺了一把好莱坞，说好莱坞电影中的情节和现实迥乎不同，“有一群很英俊的准备就绪的流行病学家，他们到了疫区拯救了大家，但这只纯粹的好莱坞剧情”。而他举例讽刺的那部电影，正是在疫情期间，被大家惊为预言神作的《传染病》（Contagion，）。这部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影片，因为应景到可怕，豆瓣的评分也一路从原来的6.7，攀升到了7.0。
事实上，即使被盖茨当作反面教材，《传染病》这部电影至少拨动了全球性传染病这个再明显不过、却长期遭到忽视的神经，并让人们从感性层面直观体验到瘟疫一旦爆发，人类世界可能陷入的生命、道德、秩序、人性的巨大危机。而这部影片宛如“对号入座”般对9年后爆发在中国的这场疫情的“映射”，更是让看过的网友们既唏嘘不已又脊背发凉——原来哨声早已响起，只是我们习惯了充耳不闻。
正如一位豆瓣网友所说：当年不知片中意，再看已是片中人。
今天，小胖就带大家拆解一下这部电影，看看这部拍摄于年的电影，是如何神奇地折射了今日的光明与黑暗，以及给当下的我们，会带来怎样反思和启发。
如果真有世界末日
年，玛雅的末世预言一度甚嚣尘上，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谈资，甚至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年上映的灾难片《》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回应，影片营造出的天崩地裂、地动山摇的视觉奇观倒是很符合人们对“世界末日”这个概念的预期。
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你或许会意识到，对于人类来说，世界末日的降临，或许并不需要如此富有戏剧性。一只蝙蝠，再加一只猪，足够了。这就是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芬·索德伯格（StevenSoderbergh）年带来的另类末日题材作品——《传染病》（Contagion）。
影片从一连串让人头皮发麻的咳嗽声引入，由格温妮丝·帕特洛饰演的AIMM奥尔德森公司女主管正在芝加哥的机场等飞机。她刚刚从香港出差回来，中途在芝加哥站一脚，和老相好云雨一番后，即将坐飞机回到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家中。她的老公和儿子正在家中等她。
而另一方面，香港九龙的渡轮里，一位在澳门赌场工作的小哥神情恍惚、摇摇晃晃地下班回家。
与此同时，在英国伦敦，一位同样从澳门赌场回来的公司女职员被发现死在的旅馆里。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位与AIMM奥尔德森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日本男人，从香港飞回东京后，第二天上班途中，死在了东京的公交车上。
之前那个香港小哥挺过了一个晚上，但是第二天一早，神智模糊的他，在路上被车撞死了。影片除了一开场女高管接了一通电话外，一系列画面的剪接中没有使用任何对白，全部用令人晕眩与心慌的快节奏背景乐串联，镜头转换极其凌厉，丝毫不拖泥带水。几位死者触摸过的物品，如卡、文件夹、水杯、地铁扶手、电梯按钮都给了非常明确的特写，那种由点及面不断扩散的恐怖感被充分传递了出来。
以上这些情形都发生在Day2。至于Day1发生了什么，则是要到故事的末尾才会补全，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这种根据Day来划分节奏的手法，非常适合凸显纪实感和“同时异地”的空间感，这与传染病本身根据天数统计人数的惯例和跨地域扩散的特质相一致，可谓是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而根据Day2香港和东京出现了白天的画面可以得知，这里面的每一个Day的划分,是按照美国的时间来计算的。香港小哥和日本男死的时间是亚洲的早晨，此时女高管应该还沉浸在北美Day2的睡梦中。下一个镜头便是美国Day3的早晨了。亚特兰大CDC的负责人奇佛从停车场走出来去上班，途中和清洁工寒暄了一番。通过对话得知，这位主管是个稳重干练又热心肠的人。
这里的CDC，我们在新冠肺炎的相关报道中也经常能看到，是Center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的缩写，意思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应对传染病的主要机构。
这边，裘德洛扮演的自由记者兼网络大V正在报社推销自己拍到的新闻——他抓拍到了日本男人死在公交上的画面。但是他报社的熟人萝伦告诉他，报社自从H1N1结束后，就没有自由记者的预算了，变相拒绝了报道这条新闻。这里提到的H1N1说的是年在美国爆发的H1N1大流感。当时的疫情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40年来首次将流感大流行级别提高到最高级6级，全球感染病例超过万,死亡人数也远远大于世卫组织统计的人（一说接近30万）。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编剧ScottZ.Burns在写剧本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咨询了很多专家顾问。这也是本片在技术层面得到医疗专家普遍认可的原因。而年H1N1爆发时，他正好处于剧本的构思阶段，当时美国社会面对疫情的种种状况，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流感的爆发以及社会的应对举措。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到：
联想到我们所正在经历的现实，这种观察真可谓是入木三分。让我们再回到故事。
马特·达蒙在片中扮演女高管的丈夫，一个体贴顾家的好男人，他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发现孩子有点发烧。但他只当作寻常感冒，以为喝点热汤就没事儿，感恩节之前就能好。殊不知，此时孩子已经被外出归来的母亲传染。以为只是时差没倒过来的女高管很快出现了严重的症状，在丈夫面前毫无预兆地轰然倒地，口吐白沫，抽搐不止，表现出了和死在伦敦旅馆的女孩非常类似的症状，尽医院，但医生还是回天乏术。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措手不及的丈夫，此时的反应既真实又让人揪心——在医生说了一系列节哀顺变的话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好的，那我能跟她说说话吗？”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由于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以至于他回家坐在出租车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情绪，而表现一种恍惚和错愕。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他接到电话，他的儿子也已经人事不知了。
时间来到第五天，随着事态的恶化，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介入调查，玛丽昂·歌迪亚饰演的WHO传染病专家听取了北京方面发来的香港疫情报告。
与此同时，死去的香港小哥的姐姐忍着悲痛，乘坐大巴把小哥的骨灰拿回到了广州。此时的她，想必只是认为弟弟是因交通意外而死，完全不会朝传染病方面想。然，骨灰还未送到，自己也殒命长途大巴。疾病正式蔓延到中国大陆。在世界的另一端，住在芝加哥的女高管的老相好和他的妻子也不可避免地中招了，但一开始，到底是他传染给女高管，还是女高管传染给他的，影片暂时按下不表，在此留了个悬念。病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在世界蔓延。
这厢，医院的医生正在解剖女高管的尸体。当医生看到女高管脑部的病变的时候，大惊失色。他瞬间意识到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疾病，赶紧让助手打电话给所有相关人士。
时间来到第六天，接到报告的CDC，赶紧派人去明尼阿波利斯，负责人怀疑这可能是某种通过空气或触摸引起的传染性脑炎。让他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米尔斯执行调查和隔离任务。
但米尔斯很快就遇到了阻碍，明尼阿波利斯卫生所的工作人员表现除了极强的官僚作风，他们表达了对于把群众吓到的担忧，对于关闭购物商城和学校的做法，也提出了异议。这里面出现了编剧Burns提到的那两句台词：“我们需要考虑关闭学校？”“那谁在家陪小孩？”事实上，这样的桥段，与其解读成一种批判，不如理解为在遇到突然事件时，因为缺乏合理的一套应激机制，而不可避免产生的责任、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
米尔斯一看，单纯以理服人已经不行了，于是立刻展现出自己的专业水准，她希望能通过数字让这些地方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里面提到了一个R0值概念。这里面R0的读音为“Rnot”,R代表reproductiverateofvirus,即病毒再生率。
R0指的是以前没有被感染，且尚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单个感染者会传染到的平均人数。
它是判断一种传染病传染性强弱的重要指标。
R0值小于1，则每一个感染病例会传染给不到一个新病例，这种疾病就会会减少，直至消失。
R0值等于1，则每一个感染病例都会传染给一个新病例，这种疾病会长期存在并保持稳定，但不会大规模爆发。
R0值大于1，则每一个感染病例会感染一个以上病例，这种疾病则会爆发成大规模流行病。
影片中举了几个例子，季节性流感的R0值是1，天花（smallpox）是3，小儿麻痹症（polio）在没有疫苗之前是4到6。
卫生所人员很自然地询问：眼前这种病的R0值是多少？米尔斯的回答恐怕会让所有经历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人都头皮发麻：她说：“增加速度取决于各种因素，潜伏期、病人感染期，有的感染者甚至没症状，这点我们也得查明。”
就在米尔斯在明尼阿波利斯沟通隔离措施的同时，在CDC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里，正在对提交上去的病毒进行分析。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生物安全等级的概念。根据密封程度不同，国际上把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4个等级，即BSL-1，BSL-2，BSL-3，BSL-4,4级为最高等级。其中BLS代表Bio-SafetyLevel，表示生物安全等级。
BLS-4在中国对应的就是P4实验室，目前国内第一所P4实验室正在武汉运行。P是Protect的缩写，表示防护的意思，但正式的名字也应为BLS-4。因为病毒的复杂性，女医生建议把资料寄给旧金山的一位叫萨斯曼的医生，他是这方面的权威。而裘德洛扮演的博客大V也期待从这个权威嘴里套出一些猛料，比如是不是生化武器等等。
随着疫情的扩展，阴谋论的说法开始抬头，国土安全部怀疑这可能是细菌战，但被CDC的负责人否决：人类无需把禽流感当作武器，鸟已经在这么做了。
随着CDC对病毒的研究，女医生在病毒结构中发现了蝙蝠和猪的排序。意识到病毒危险的奇弗只允许BSL-4进行实验，让旧金山的那位萨曼斯专家暂停工作。
在CDC答记者问的时候，记者问了一个在疫情初期非常敏感的话题，：“奇佛博士，在当年H1N1的过度反应的背景下，你不担心民众对CDC的信任问题吗？”
这本质上是摆在每一个政府面前的平衡问题：是冒着引起恐慌的风险“过度反应”，还是为了团结稳定暂时压下“不和谐”言论，任其感染扩散？奇佛博士给出了他的答案：我宁可让新闻说我们反应过度，也不要因为我们做得不够，而使民众丧命。
与此同时，通过米尔斯那边的调查，世卫组织已经基本确定病毒的源头在香港，于是派传染病专家去寻找疾病的源头。
至此，影片奠定了四条主要的叙事线索：
第一条线索：CDC派往明尼阿波利斯的米尔斯，开始对女高管的丈夫和同事进行调查，顺便展现马特·达蒙和女儿以及女儿男朋友的互动。一方面，在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安置工作后，米尔斯后来也不幸染病。
另一方面，马特·达蒙目睹了疫情之下的被封锁的城市，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骚乱与崩溃的。
第二条线索：CDC总部的负责人奇佛和女医生，以及旧金山的萨曼斯对病毒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行疫苗攻坚。由于这种病毒很难复制，CDC一时间束手无策。萨曼斯在一番思想挣扎之后，没有听从CDC的命令，还是自行复制病毒，最终取得了成功，并无偿提交给了CDC。
第三条线索：去香港寻找零号病人的WHO女传染病专家发现赌场可能是病毒的源头，要求查看女高管在澳门赌场停留的录像。经过一番调查，她意识到香港才是病毒发源地，就在她想把自己的发现提交到日内瓦总部的时候，却被当地陪同的翻译孙枫绑架。刚刚因疫情失去母的孙枫，希望用传染病专家交换美国和法国“秘密研制的药物”，因为按照正常途径，他们村子里的人永远都得不到药物。
第四条线索：裘德洛饰演的网络大V扮演了意见领袖的角色，但是他却试图从中谋利，鼓吹一种名为连翘的药物是特效药。导致药房遭到民众的哄抢。
在这四条线索的交错中，一副“由猪和蝙蝠”引发的末日危机画卷正徐徐展开。这部影片刻画人物的方式，有点类似于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都是在不同场景下，表现一个人物无私与自私、善与恶的双重属性。从而将极端环境下的完整、多面的人性凸显出现。
比如，奇佛博士在得知芝加哥即将封城的消息后，打电话告诉自己的妻子赶紧逃离，并让她守口如瓶；但是后来，他又把自己优先获得的疫苗，无私地给了清洁工的儿子。
又比如，萨曼斯本来并没有资格去复制病毒，但是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没有听CDC的命令，而是自顾自地研究，最终成了复制病毒的功臣。
再比如，CDC的女医生为了让疫苗尽快生产，在做完猴子的实验后，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做临床试验，这种不符合规程的做法却最终拯救了全世界。当然，香港翻译孙枫绑架WHO传染病专家的做法固然自私，但是他的目的却是以此为筹码，为长期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获得生存下来的机会。
这种游走在人性和规则灰暗地带的表达，使得这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现实力量和反思力度。在突然爆发的灾难中，有人变得勇敢，有人变得无私，有人变得贪婪，有人变得暴戾，有人充满偏见和歧视，有人充满爱心和友善。
而这一切所带来的美好与丑恶，也都将像传染病本身一般蔓延，当光明蔓延的速度比黑暗快的时候，人类就取得了胜利。
不仅是外在的胜利，更是内心的胜利。
不是预言的预言
很多人说《传染病》这部电影是预言神作，其实如果再回过头来看过去10年间对瘟疫、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病的报道，就会发现，这哪里是什么预言，而是被人们长期忽视的老生常谈。人类与大规模流行病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年，是西班牙大流感爆发周年，这场世纪大流感带走了万条生命，比一战二战总共阵亡的士兵还要多。讽刺的是，这个流感虽然叫“西班牙大流感”，但是西班牙只是一个背锅侠，这个流感最先爆发于美国，只因当时其他国家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在舆论上被压了下去，只有西班牙对此进行了报道，因此成了这个20世纪最恐怖流感的“替罪羊”，而且一当就是多年。
但即便如此，西班牙应该让美国道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任何流感病毒来说，威胁的从来都是全人类，而不分国界和种族。
流感病毒很容易产生一种悖论：人们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战胜它，但是流感本身表现出的人传人的特性，却让人们彼此疏离、隔绝以及互相怨恨。
又或者，它只是给本来就彼此怨恨、歧视的人们提供了理由和土壤。
其实在几年前，就有专家预测，未来还会存在某种代号为“X”的病毒，这种病毒之前从未见过，更没有疫苗，它将很可能来源于动物，这种病毒将会带来可怕的新一轮全球大流感，而人类很可能束手无策。
没想到，两年不到，一语成谶。这个X正是新冠。
然而，这只是中国的问题吗？
如果你看了《传染病》的结尾就会发现，那是发生在整个影片第一天的事情：由于人类的活动打扰了在树上吃香蕉的蝙蝠，惊慌失措的蝙蝠飞到了猪圈的顶棚，嘴里的香蕉掉到了猪圈里，被一只猪给吃掉了。
而这只猪后来被运动到澳门赌场，赌场的大厨在猪的嘴上涂抹佐料的时候感染了病毒，而此时，女高管正在厨房外，等待着和大厨握手合影……
新冠疫情会爆发在中国，我们确实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比如滥食野味，以及其背后更为深层次“进补文化”，还有言论预警与造谣生事的判断与平衡，应对突发卫生状况的机制与体系，是政治至上还是生命至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痛定思痛，不断反省的。
但是反过来想，一只倒霉的蝙蝠遇到了一只倒霉的猪，这样的场景难道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吗？
埃博拉病毒也是蝙蝠身上携带的一种病毒，非洲当地人有食用蝙蝠的习惯，然而埃博拉难道就只与非洲人有关吗？
在全球化的今天，埃博拉与一个世界另一端的普通民众，或许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对于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某种程度上只是运气比较好。
所以，盖茨告诫我们，人类应该通力合作，而不是在困境中，表现出更严重的隔绝、指责与歧视，这些对于应付那些成千上万我们尚未了解的病毒而言，没有任何帮助。人类只有彼此合作，在全球建立一套完善的健康体系，才能打赢这场战争，这场未来可能还要持续很长很长时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对于中国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的做法，西方媒体总是声称我们“过于强调牺牲”的文化，对于个人的权利不够尊重，指责封城这种做法为不够“现代”，不够“文明”。
然而，每当看到类似报道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部影片中的画面。
这不是一部中国影片，而是一部美国影片，我想它反映的也是美国人推崇的价值观。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美国队长》。
当一个手榴弹扔向训练场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四散而逃，只有美国队长，用他瘦弱的身体向手榴弹扑了过去——这是遇到这种紧急情况，避免弹片四射，拯救更多人的唯一方法。
一边把手榴弹压在身下，一边还大喊：快跑，躲起来！
所谓勇气，并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恐惧，却依然勇敢向前。
我们称这样的人为英雄。
如果有一天战争胜利了，无论如何，请不要忘记那个勇敢覆雷的战士。
你们能笑着庆祝胜利，有他的一份功劳。
